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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报道

动物学家尹文英的科研路 | 勤恳敬业、勇于创新是成功的“捷径”

来源:分析化学 阅读数:289 时间:2021-03-08 09:59:01

31岁,她深入田间鱼塘,用三年时间总结出对近20种鱼病有效的治疗和防治措施,为我国鱼病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41岁,她从零开始接触原尾虫研究工作,先后发现原尾虫190余种,发表原尾虫的分类、区系和精子超微结构等方面论文70余篇,建立了原尾纲系统发生的新概念和新分类体系,为我国原尾虫研究走在世界前列作出了重要贡献;

63岁,她联合近百位专家学者,完成我国3个气候带土壤动物的组成、变动规律以及环境污染的影响等研究,主编写成《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等专著,对我国土壤动物学的建立和深入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80多岁高龄,她仍亲自培养研究生。她说:“创新型人才要多培养,后继无人是我们对历史的犯罪!”
她就是尹文英,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的动物学家。她是中国六足动物(昆虫)系统发生研究的开拓者,也是同行口中勤恳敬业且勇于创新的科研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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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文英(来源:中国科学院院士官网)


中学立志“科学救国”


1922年,尹文英出生在河北省平乡县大时村。她的父亲尹赞勋是我国著名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据尹文英回忆,儿时的她一直处于“放养”状态,直到6岁那年夏天,才第一次见到从法国留学回来的父亲。
当时村里没有学校,父亲力排众议,说服有“重男轻女”思想的祖父,把尹文英送到私塾学习。而后,尹文英举家搬迁去北平,初中毕业后又随着工作调动的父亲,从北平到南京、江西、广西,再到重庆,辗转数千里,插班到合川国立二中念高中。
在尹文英中学时期,“九一八”事变、“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等事件爆发,她的爱国主义思想开始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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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文英与父亲尹赞勋

“小时候,父亲定期与许多从英国、德国留学回来的朋友在我们家进行学术性质的聚会。”尹文英说,“我虽然听不懂,但每一次我都全程坚持旁听,我喜欢那种学术气氛。”
爱国情怀与科研志趣一拍即合,“科学救国”的志向在尹文英心中扎了根。
1943年,尹文英考进了从南京迁到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那个时候我想报考地质系,想着如果能发现金矿银矿,还能助力国富民强。后来因为这个专业不收女生,加上当时欧阳翥(zhù)教授的推荐,我就进入了生物系。”
临近毕业时,恰逢英国鱼类寄生虫学家史若兰教授被邀请来华访问,尹文英作为生物系毕业生中唯一一名女生被安排负责接待工作。随后,她又幸运地获邀成为史若兰的助手,开始将鱼病研究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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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尹文英初来中央研究院

破解国内鱼病难题


尹文英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跟随史若兰教授在鱼类寄生虫研究组工作。

1950年,中央发布了一条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里面提及了“防治鱼病”。原因是当时国内池塘养鱼的死亡率很高,从鱼苗养到寻常一斤多的重量,鱼的一般死亡率在50%左右,最高可以达到80%。
当时,尹文英所在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积极响应,在做了一段时间的筹备工作以后,她与4位同事被派往国内淡水鱼养殖区浙江湖州,筹建菱湖鱼病工作站。这项工作在尹文英的科研道路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工作站队在当地租了十四个鱼池,监测从鱼苗到成鱼的养殖全过程,分析鱼病诱因。当时国内淡水养殖鱼以青鱼、草鱼、鲢鱼为主,与国外主要养殖鱼种完全不同,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他们的工作难度很大。
但这激发了尹文英不服输的劲儿。从鱼池中的浮游生物到各种鱼类寄生虫,再到各种甲壳动物,全都是他们的重点研究对象。尹文英和同事经常披星戴月,赤脚穿梭在鱼塘中,分析不同鱼类的致病因素及发病规律。同时,她还细致观察了当地农民养殖户的各种养殖习惯,并一一作好记录。面对当地养殖户的不信任,他们立下保证书:如果鱼死了,按照成鱼的价格进行赔偿。
尹文英和团队成员经过三年如一日的辛苦付出,取得了突出的成绩。通过对大量数据的分析总结,他们先后发现了青鱼肠炎病、赤皮病等近20种鱼病的有效治疗及预防方法,并制定出一套有效防病养鱼措施,即“三消四定”——三消毒是清塘消毒、鱼种消毒、饵料和食物消毒;四定是投饵定质、定量、定时、定点。
这套措施在当地试行后,鱼病防治成效显著。随后,在湖州市有关部门的帮助下,这套鱼病防治措施很快在全国各地推广开来,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956年至1960年期间,尹文英团队又北上赴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进行鱼类相关工作的调查,积累了大量鱼类寄生虫的种类鉴定及多种鱼病相关资料,为后来我国“鱼病学”的建立打下了坚实基础。

实现我国原尾虫研究0到1的突破


1963年,因工作调动,41岁的尹文英从武汉调回到上海。
那年夏天,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要前往浙江天目山进行常规性昆虫采集调查,尹文英应杨平澜所长之邀一同前往。
一天,尹文英经过一阶段的昆虫采集工作后,在一棵树下坐着休息。她随手翻开一块石头,发现了一些“小白点似的虫子”并随手采集了。通过与实验室现存标本做对比,尹文英发现这种白色的小虫子正是我国尚未报道的原尾虫。
自此以后,尹文英便留在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继续原尾虫研究,她的科研之路也正式转向了昆虫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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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文英在检查原尾虫标本
1965年,尹文英发现了独特的红华蚖(yuán),并建立了一个新科——华蚖科。这一发现受到了国际昆虫学专家的一致关注,并且将华蚖科载入了1987年英国出版的《伊姆氏昆虫学教程》第10次修订本中。
著名原尾虫学家今立源太良说:“红华蚖可能是迄今已知原尾虫中最原始、最有兴趣的种类,尹在1965年发现了它,是原尾虫研究历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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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昆虫所分类室同仁合影(前排右三为尹文英)
之后,尹文英又陆续发现了旭、沪、多腺等十几个新属,不但为原尾目各类群之间的亲缘关系找到新的证据,而且详细总结了它们的特征,积累了大量资料,为我国原尾虫研究走在世界前列作出了卓越贡献。
基于她取得的杰出成就,1986年,尹文英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988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从尹文英首次在我国发现原尾虫开始,在随后50余载漫长岁月中,尹文英和她的团队共发现了近两百种原尾虫,其中168个新种,19个新属和4个新科。
随着生命科学的不断发展,他们从经典分类学研究开始,先后用不同的生物学方法和技术开展原尾虫的形态学、生态学、细胞学、胚胎学和比较精子学等方面的研究,并于20世纪末,完成了我国原尾纲志——《中国动物志:原尾纲》的编写工作。
在研究原尾虫的同时,尹文英逐渐意识到土壤动物学研究的重要性。为此,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尹文英又组织并开展了10年的土壤动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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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尹文英在武夷山采集土壤动物标本

土壤动物究竟重要在哪?一是土壤动物能活化土壤,增强土壤肥力;二是可以促进自然界营养物质的循环,树木、瓜果、粮食都在土壤中受益;三是可以作为环境污染的指示生物。土壤动物能够对土壤理化因素的变化进行长期监测,根据结果能够评价某一个地区污染的程度即污染指数;四是可以对退化土壤起到修复作用。因为土壤动物可以降解农药残留,还可以净化污水,吸收或富集重金属,保护生态系统。
基于以上四点,由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所主持,联合复旦大学、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湖南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学院等国内十几家单位、近百位专家学者,完成了我国二个地理界、三大气候带、六大动物地理区的土壤动物组成、变动规律及其在土壤物质循环中的作用以及环境污染的影响等研究,并最终编写了《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等专著,对我国土壤动物学的建立和深入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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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文英(左一)与昆虫学家Tuxen讨论

勤奋加创新,就是她的成功之道


1991年,尹文英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12年,九十岁高龄的尹文英,仍亲自指导土壤动物学专业的研究生;2014年,尹文英获首届中国昆虫学会“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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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尹文英做科普报告

回首科研之路,尹文英说,父亲的两句话给了她莫大的帮助。
“小时候,父亲告诉过我,你吃别人咬过的馍是不香的。当时我还不懂,后来我才领悟到,这就是创新。”尹文英回忆,“还有一句就是,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不但要做好思想的准备,还要做好行动上的准备。不论是做学问,还是做人,做事情,要事事有准备。”

尹文英曾说:“创新是科学发展的灵魂,勤奋是事业成功的保证。”在她70多年的科研生涯里,不论是在鱼病防治一线的三年磨炼,还是从零开始50余载的原尾虫研究,我们都能看到她勤恳敬业的工作风格、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和勇于创新的科研精神。而这些,就是通向成功的唯一“捷径”。


来源:中国科学家